翻譯既是語言的溝通,又是文化的溝通。翻譯教學作為高校英語專業(yè)和翻譯專業(yè)的主干課程,肩負著培養(yǎng)學生具有跨語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重任。近年來,我國不少高校的翻譯教學重點逐漸從注重詞句的翻譯技巧轉(zhuǎn)到注重文化因素的滲透等層面,這是一個令人可喜的變化。但是,目前翻譯教學中仍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失衡現(xiàn)象。一些教師往往偏重英美文化的傳輸而忽視中國文化尤其是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熏陶。http://ukthesis.org/Thesis_Tips/lxslwfy 學生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,對如何用英語去恰切表達中國文化現(xiàn)象感到無所適從,這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“中國文化走出去”的戰(zhàn)略很不協(xié)調(diào),應當引起廣大師生以及相關部門的重視。那么,如何在翻譯教學中弘揚中國文化呢?
一、從中國傳統(tǒng)譯學思想中吸取理論源泉,指導翻譯實踐翻譯
教學包含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等環(huán)節(jié)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(nèi),中國學術(shù)界翻譯研究的思路通常是運用西方翻譯理論闡釋中國的翻譯現(xiàn)象。相比之下,中國豐富的傳統(tǒng)譯學思想資源卻被遮蔽與邊緣化了。這種研究路向的偏頗直接影響到翻譯教學的方方面面。“中國的傳統(tǒng)譯論約始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佛家經(jīng)書翻譯。在我國的傳統(tǒng)譯論中,幾乎所有的譯論命題都有著其哲學———美學淵源。歷史定勢和文化整體形態(tài)的發(fā)展促使譯學與哲學尤其是與美學聯(lián)姻。例如道安的‘案本而傳’,嚴復的‘譯事三難’、傅雷的‘神似’、錢鐘書的‘入于化境’理論等等,皆與我國的傳統(tǒng)詩、文、書、畫論有著難割難舍的聯(lián)系。”[1]鑒于此,教師應有意選取相關教學素材作為補充,引導學生感悟中國傳統(tǒng)譯學思想的博大精深,同時也要讓他們認識到傳統(tǒng)的譯學資源只有經(jīng)過不斷提煉、升華與現(xiàn)代轉(zhuǎn)化,才能古為今用,才能成為文化“軟實力”。例如,筆者在講授文學翻譯的原則時,以翻譯家劉重德先生的兩篇dissertation《試以“中道”來評判翻譯問題》以及《試從“中道”來觀察翻譯研究中的矛盾問題》為例,指出這是將儒家思想的“中庸”之道運用于譯學研究的范例; 筆者又舉例說明鄭海凌教授提出文學翻譯應以“和諧”為審美標準,也就是運用“圓通”的原則處理翻譯中的各種矛盾,體現(xiàn)了中國古代美學以“圓”為美的特質(zhì),它蘊含著中華民族深層心理的尚圓精神,這在《尚書·堯典》、《國語·鄭語》、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中都有表述。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,隨著翻譯研究領域的“文化轉(zhuǎn)向”,“文化身份”問題日益受到關注。張裕禾認為: “文化身份是一個人,一個集體,一個民族在與他人、他群體、他民族比較之下所認識到的自我形象。”[2]就翻譯教學而言,應加強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彰顯,這樣才能在當今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保持民族身份的獨立性。從中國傳統(tǒng)譯學資源中吸取養(yǎng)分則是有效途徑之一。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具有指導意義,教師要深入淺出地使學生明白中國傳統(tǒng)譯論貫穿于翻譯實踐之中。例如,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學思想主宰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,也影響著日常表達習慣。這種思維模式體現(xiàn)在英漢語句子主語的選擇上就是一個典型例證,翻譯時要體現(xiàn)這種差異。一般說來,“英語可用人稱主語表達也常用非人稱主語表達。用非人稱主語表達時,往往注重‘什么事發(fā)生在什么人身上’,而漢語則較常用人稱主語表達。往往注重‘什么人怎么樣了’。”[3]請看以下句子: 我從未想到他是個不誠實的人。(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he was a dishonestperson. ) 原文中的主語是“我 ”,譯文中的主語是“it”,表示這種想法從未在我的腦海里出現(xiàn),突出了“我”對他為人不誠實的客觀事實感到驚訝。如果將“I”做主語,則更強調(diào)主觀印象。再例如,中國傳統(tǒng)美學重視“中和”之美,漢語四字格結(jié)構(gòu)算得上是“中和”之美的典型。四字格言簡意賅,瑯瑯上口,這是受“和諧統(tǒng)一”以及“張弛有度”的審美心理特質(zhì)的影響。漢語四字格無疑為我們有效運用譯入語的表達法提供了便利。請看以下三例廣告詞: Fresh up withSeven - Up( 君飲七喜,提神醒腦) ; Taste that beats theother colds( 百事可樂,冷飲之王) ; Too good to forget( 口味一流,永難忘懷) ??梢姡棺g文更加符合目的語讀者的審美心理,就要追溯源流尋找翻譯依據(jù)。
二、緊跟時代步伐,恰切翻譯
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和文化現(xiàn)象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直接影響著中國文化走向世界。它“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程中應運而生的,很多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、原創(chuàng)的‘關鍵詞’,如‘四項基本原則’、‘發(fā)展才是硬道理’、‘自主創(chuàng)新’、‘三個代表’、‘科學發(fā)展觀’等,這些新詞匯如果對外表達不暢,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基本國情就難以被世界理解,我們的文化和政治就傳播不出去。”[4]翻譯教學要與時俱進,教師應當通過各種途徑接受新事物,使學生掌握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,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。例如,中宣部等五部委決定在新聞戰(zhàn)線開展“走基層、轉(zhuǎn)作風、改文風”,簡稱“走轉(zhuǎn)改”,英譯文為: “go to grass - roots level,im-prove working style and change the style of writing”;“愛國、創(chuàng)新、包容、厚德”是北京市公布的“北京精神”,英譯文為: “patriotism,innovation,embracement,commitment”; “神秘中國紅,壯美東方冠”是上海世博會中對中國國家館的溢美之辭,“中國紅”是指中國人喜愛的大紅顏色,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,不妨譯成“red,the symbolic color of China”. 翻譯教學引導學生對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具有敏感性,體現(xiàn)出一種“文化自覺”的觀念,它是指“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,并對其發(fā)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。也許可以說,文化自覺就是在全球范圍內(nèi)提倡‘和而不同’的文化觀的一種具體體現(xiàn)。”[5]“文化自覺”是譯者所必須具備的文化意識,也就是用英語恰當?shù)匕阎袊卧捳Z表述出來,以促進跨文化交際的成功。現(xiàn)代社會發(fā)展迅猛,大批新詞新語應運而生。呂叔湘先生說: “語言的變化涉及語音、語法和語匯三個方面,語匯聯(lián)系人們生活最緊密,因而變化也最快最顯著。”[6]例如,對網(wǎng)絡熱詞這些最新語言“碎片”的語際轉(zhuǎn)換,多少有助于對都市風尚的認知,培育對漢譯英技巧的敏感。[7]像“搶搶族”( freebie lovers) ,“折客族”( coupon freak) ,“恐歸族”( festival - reunionphobes) ,“泡客族”( professional job hunters) ,“刷卡族”( card users) 等等,這些流行詞語反映了當前的一些熱點社會現(xiàn)象。再例如,“神馬是浮云”( Everythingis butaflo a ting cloud. ) 是 2010 年最流行的網(wǎng)絡話語,勾勒了當今人們在生活和工作壓力下的一種無奈之情和自我安慰。近幾年來,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日益頻繁,越來越多的漢語借詞進入英語,也就是我們所說的“中國英語”。這是因為: “要用英語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人和事,沒有地道的英語說法,只能是與眾不同的中國英語的說法。”[8]中國英語反映了特有的中國風俗習慣、價值觀念、政治經(jīng)濟制度等方面的內(nèi)容,逐漸被世界人民所熟悉和認同。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,中國科技翻譯協(xié)會等部門開始向翻譯愛好者征集“中華老字號”的英語譯法,以此為奧運會推廣中國文化掃除語言阻礙。例如,“孔丘”可以音譯成“孔仲尼”,但最終還是在“孔夫子”基礎上音譯成“Confucius”。這是因為“仲尼”與“丘”在英語中很難找到相應發(fā)音; 中國武術(shù)最終譯為“Kang-fu”而傳遍世界,是因為該譯名簡潔明快,便于記憶。語言是社會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思想、文化的產(chǎn)物,一定時期的流行詞語和中國文化特色詞最能折射出社會的發(fā)展變化和民族風格,翻譯教學應讓世界了解今日中國的新生事物和“中華老字號”的魅力。#p#分頁標題#e#
三、重視中國語言文化的教學,提升中國文化素養(yǎng)
目前國內(nèi)多數(shù)高校的翻譯教學忽視對母語與中國文化的繼續(xù)教育,造成學生的母語應用能力較差,他們不能用流暢的漢語譯介英美文化,更不能正確理解和譯介中華文化。翻譯教學的目的之一是使用英語傳播中華民族的優(yōu)秀文化,“以往的文化原則往往傾向于目標語文化,不利于文化教學的開展和學生綜合文化素質(zhì)的培養(yǎng)。因此,文化原則應該拓展,體現(xiàn)為包括母語文化在內(nèi)的各種文化教學材料。”[9]由于翻譯需要中英文水平的平衡發(fā)展,因此,母語及相關文化課程的學習十分必要。教師要合理設計教學內(nèi)容和課時,教育學生重視母語文化的學習,并且確保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同步進行。只有這樣才能透徹認識英漢語言和文化的異同,提高學生跨文化意識。教師可以通過翻譯鑒賞與批評等手段引導學生如何應對文化差異,培養(yǎng)學生的翻譯批評能力,逐步提升其翻譯水平。例如,筆者講述“直譯”與“意譯”時,曾以張璐翻譯溫家寶總理引用的詩詞為例,說明要根據(jù)具體語境使用變通的方法翻譯出其中深刻的文化內(nèi)涵。請看以下句子: “亦余之所向兮,雖九死其憂未悔。”張璐譯文: For the ideal that Ihold dear tomyheart,I’d not regret at housand times to die. 譯者將“九死”翻譯成“a thousand times”就是意譯。還有這樣一句: “華山再高,頂有過路。”張璐譯文: No matterhow high the mountains are,one can alwaysascend to itstop. 譯者使用“always”一詞,表現(xiàn)出登頂?shù)膱远ㄐ拍???梢?,對外翻譯要注意傳達出言外之意,因為外國人對中國的古詩詞并不了解。http://ukthesis.org/ 一個譯者如果具備良好的語言文字能力和相應的文化背景知識,就能真正充當中國文化的傳播者。有不少學貫中西的翻譯家不斷學習祖國的語言和文化,為譯者樹立了榜樣。學生要想提高翻譯水平,就必須自覺閱讀一定數(shù)量的中國文學書籍和相關中國翻譯史方面的書籍,從中吸取豐富的語料和中國傳統(tǒng)翻譯理論資源。例如,關于“信”的翻譯思想,從我國現(xiàn)存可考文獻三國時期支謙的《法句經(jīng)序》就可以看出,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,中國佛經(jīng)翻譯家已經(jīng)形成以求“信”為中心的翻譯理念?!斗ň浣?jīng)序》中的“傳實”、“貴其實”、“勿失厥義”、“因循本旨”等提法,就是主張忠實地傳達原作內(nèi)容。在中國翻譯史上,重“質(zhì)直”而“少文飾”的翻譯風氣,雖然在六朝時期有所偏轉(zhuǎn),但在唐朝時期重新興盛起來,中國傳統(tǒng)的翻譯思想還是以“信”為根本。翻譯家玄奘不僅以“求真”為翻譯的第一原則,還提出“五不翻”的觀點。這些翻譯史學知識為我們提供了翻譯實踐的依據(jù)。我們要“以史為鑒”,通過大量閱讀加強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認識。“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涵蓋政治、教育、倫理、道德等文化,其中包含著豐富深刻的‘中庸之道’、‘天人合一’、‘人和’等和諧思想。其文化核心重在人格的培養(yǎng)和精神的塑造,是人文價值體系中的瑰寶。”[10]就目前中國翻譯任務來講,百分之九十是外譯中,尤其是英譯中。青年學生有責任在大學本科階段打好基礎,對母語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有透徹的了解,這樣才能在今后的翻譯工作中將更多的漢語作品譯成英語,改變中國翻譯的“入超”現(xiàn)狀,讓中國文明的精神和價值觀念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。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”以及“文化的大發(fā)展大繁榮”的戰(zhàn)略思想,這就要求翻譯教學在吸收西方優(yōu)秀文化成果的同時,還要擔負起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,以在經(jīng)濟全球化、文化多元化的形勢下振奮民族精神。只有在傳承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精髓的基礎上,探索自己的文化發(fā)展道路,才能逐漸由翻譯大國成為翻譯強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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